农工党员、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看病，施今墨有些紧张，号脉开方之后，半天没有说话。周总理很随和地问道：“开的什么药？”施今墨说：“保和丸加减。”总理笑了：“原来施老先生的药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总理的幽默一下子就驱散了施今墨的紧张，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总理向别人介绍施今墨时，总是很尊重地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遇到施老，总是关心地问：“您有车吗？”
1953年春，施今墨应总理之邀谈中医的发展问题。总理说，您是专家，搞任何专业，不听专家的意见，不懂装懂，那是要吃亏的。施今墨说，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中医，解放后，人民政府扶植中医事业，我很高兴。施今墨认为中医要发展就要革新，他建议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要开展中西医结合，要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周总理说，听了您的话，我更有信心了。在新中国，中医一定要有个大的发展，中医不但在国内要占有地位，还要介绍到外国去，让西方知道，中医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1955年万隆会议前夕，敌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赴会的周恩来临时换乘飞机才幸免于难。会议圆满结束后，施今墨在北京见到了周总理。他急忙走上前，紧握着总理的手说，幸亏您没坐那架飞机……周总理望着施老，目光深沉而悲痛：好多同志遇难了，中国人民要记住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周总理鲜明的爱憎深深地留在了施今墨的记忆中。
以前北京医院大门与病房之间的院子很深。探视病人时，汽车可一直开到住院大楼门前。但周总理怕汽车声音影响住院病人休息，总是进了院门就下车，步行300多米到住院楼。随行人员考虑到安全及总理的身体状况极力反对，但总理始终坚持这么做。他心中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施今墨由衷地敬佩。
“文革”期间，施今墨被抄了家，并被勒令搬出私宅。当时，他身患重病，工资停发，一家生活陷于困顿。小女儿含泪跑到西单邮局，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发了一个电报求援。施老知道此事后埋怨女儿太不懂事，这个时候不该打扰总理啊！不料，三天之后国务院就派人来了解情况。很快为施老安排好新居，同时解决了治病、营养及日常生活所需费用。施老是躺在救护车上迁到新居去的。他老泪纵横地说，多好的总理啊，每天有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我们这点小事不应分他的心啊，不应该啊！
施今墨病重住院后，由于总理的亲自过问，医院才成立了抢救组。周总理曾派人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施今墨。
1969年春，施今墨病危时，对子女说：“我一生中唯一的憾事就是不能再见到周总理，诉说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他让子女搀扶着坐起来，用颤抖的右手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
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
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冈，
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
他再三叮嘱家人，在他过世之后，将此诗献给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
总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的敬重与爱戴。
 |
